郑永年：中国社会信任的解体及其结果

中国社会信任的解体及其结果

[郑永年]　（2009-06-09）

［提要：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与社会冲突赛跑的阶段。如果政府不能努力促成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大妥协，那么社会的激进化就会接踵而至］

　　近年来，越来越多社会基层的案件在中国发生，例如贵州的习水案、浙江的丽水案、重庆买处案和最近湖北巴东案。这清楚地呈现出中国社会令人忧虑的两大发展趋势。

　　首先是基层官员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准灰暗面令人吃惊，不得不让人感觉到四处蔓延着一种大面积的制度性的道德腐败。笔者已经论述过，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基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表明民与权之间、民与钱之间的对立。

　　政府本来应该提供社会安全这种公共产品的。如果政府官员的行为、权力的运行本身让人感到不安全，还有什么比这种由政府本身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更可怕的呢？至少，这比丛林法则更无安全。在丛林法则下，个体之间况且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互相竞争。但在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下，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的生存空间就荡然无存了。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社会信任正处于一种解体状态。在中国，社会不信任已经盛行多年，并且表现和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与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民与官之间、官员之间、政府上下级之间等等。在传统的话语里，这是一种“礼崩乐坏”的状态。

失去对法律的信任最可怕

　　在所有社会信任关系中，最恐惧的莫过于社会对法律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法律是任何一个社会运行的框架，但当法律不被社会信任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暴力就会泛滥起来。

　　就是说，法律起作用的前提是信任。在民与官、民与钱之间没有一点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就起不上任何作用。

　　法律是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底线，并且往往是穷者和弱者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不相信法律，那么穷者、弱者怎么来保护自己呢？如果他们相信法律俨然成为了富者和强者的工具，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暴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浙江杭州的富家子弟飚车撞死浙江大学的学生，肇事人激起了多么大的民愤！但假如是一个出租车超速行驶撞死了人，那么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中国的很多社会群体中，莫名其妙的一个“恨”字正在泛滥开来。人们心中有“恨”，但往往不知道向谁去发泄。因此一旦出现任何一个机会，“恨”就很容易也很自然爆发出来。

　　杨佳案件很典型。在这个案件中，警察其实也是受害者，但为什么民心都是在杨佳身上呢？湖北邓玉娇这个案子里，为什么没有人去同情死者呢？所有这些案例里可见民愤已经积累到很大的一个程度。

　　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法律本身。很显然，当法律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时，愤怒就会泛滥，而愤怒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价值。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非常让人担忧。长此以往，一个“恨”字就会越来越凸显，就会失去社会的稳定乃至安全。

　　权力和金钱结合，凌辱、欺压底层的弱者，这些年来，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社会底层是最大的受害者。社会作为一个集体毫无保护，社会中的个体更没有得到保护。

在这样的情况，社会的自卫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再者，这种暴力往往是自发的尤其是在被迫之下的自发，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和不可控的。

国家须重建社会共同体

　　无论是社会信任的丧失还是继之而来的社会暴力，都是社会解体的结果。这30多年来，随着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社会最醒目的一个现象就是社会的解体。

　　传统的中国社会，县以下是自治的，由乡村绅士凝聚起一个共同体，有经济、社会和自卫的功能，这种形式持续了几千年，不能说没有效率。1949年以后，这个自然的、自治的共同体就被打破，家族势力等等东西都压制下去（如果不是被完全消灭的话）。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要“破旧立新”。他想用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在农村）和单位（在城市）这种行政建制的方式，来重新建设中国的地方共同体。

　　在这种行政共同体中间，人民和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学术界所说的“隐性契约”，就是说，“你接受我的统治，我为你提供一些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个共同体的前提是失去流动自由。在农村，尽管这种行政共同体没有什么经济效率可言，人们也过着很穷的生活，但这个共同体毕竟也还是个共同体，至少还有赤脚医生，有学校。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共同体首先开始解体。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全世界范围内，农村的衰败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根据西方的经验，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衰败发生的同时，国家应该花大力气来重建社会共同体。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共同体崩溃了，就要求重建公民共同体。

　　在西方，这个共同体主要是通过“公民权”的建设来完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人口流动，国家就出来保证公民权，就是政府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和服务。

此外，政府之外也容许和鼓励公民社会如非政府组织的出现，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自愿组织来得到重建。就是说，在西方社会的重建是政府和社会各自努力和合作努力的结果。

西方民主是为了遏制资本主义

　　在西方重建社会的过程中，政府是站在社会这一边的，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对社会共同体产生的恶性影响。资本的目标是要摧毁所有的共同体，把所有的东西变成资本，变成资本过程的一部分。

　　这里，西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民主体制就是要遏制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和民主等同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西方社会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或者带有福利性质的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逻辑。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利润，它是不会考虑到社会效应的。

　　西方的这个转型是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的资本和社会形成了妥协，因此转型较为和平。但也有很多国家，这种转型是通过长期的工人阶级运动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运动而完成的。

　　在亚洲也是如此。日本的自民党一直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著称的，到今天还保持着这个政治局面。日本社会没有解体和政府保护分不开，同时社会的支持也是日本自民党能够长期执政的主要因素。

　　新加坡政府更为典型。政府一直以来是个“亲商”的政府。中国的“亲商”概念就是从新加坡引入的。为了发展经济，新加坡政府一直非常注重资本和市场的作用。

但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忽视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在“亲商”和重视资本作用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花大力气发展出一整套能够保护社会的机制，包括“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社会保障、就业、教育政策等等。在每次经济危机来临之时，政府首先想到的也是如何保障社会。社会的支持也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主要原因。

最大危险是权力和资本走在一起

　　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社会共同体的解体。这很难责怪改革开放，因为中国不能停留在改革开放前低水平的发展和社会共同体阶段。问题在于，在原来的社会共同体解体之后，就必须重建。

　　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当西方新自由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社会领域，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这些领域都是政府应当担负责任的公共服务领域，但可惜的是，在中国这些领域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让给了市场和各种形式的资本。

　　在农村，情况最为糟糕。流出农村的农民到了城市之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保护。

　　从法律上说，农民工是中国公民，但他们既不能享受城市居民般的公民权，也没有为他们发展出另外的公民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不被容许组织起来。处于个体的他们在权力和资本面前显得毫无希望。

　　在以往，西方学者常说中国政治是极权主义。但现在中国的危险在于权力和资本走到了一起，并且在很多场合，权力是为资本服务的。这种结合比单纯的资本的力量要大很多，比单纯的政治极权的力量也要大得多，可以把此称为资本极权主义。

　　在政治极权主义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如上所说，政府和人民之间有一种隐性契约，只给你很低的工资，但是也要提供给你一套保障和福利制度，尽管这种保障也只是低水平的。但在资本极权主义的情形下，没有任何契约关系。这个社会里，个体都是原子化的，没有组织的，一旦发生冲突，就只能诉诸暴力。

　　这些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所有这样那样的恶性事情，大都和社会解体有关。如果不能正视社会解体，那么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开对立和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

　　中国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要么任其自然，让社会冲突甚至暴力冲突发生，要么通过改革达到各社会阶层的大和解。遏制社会冲突和社会大和解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如何应付社会解体之后的社会冲突？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化解冲突过程，强调法制和法治并没有错，但光强调法制或者法治可能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在没有任何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已经失去了效用。

　　最重要的是加快建设有助于社会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制度。在这方面，尽管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但不管怎样的路径，也避免不了全体人民可以共享的公民权的建设。

　　本世纪开始的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无疑是公民权的主要组成部门。社会改革尽管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议程，但这些年的进展并不顺利。虽然政府努力不少，但既得利益之间很难达成妥协，更不用说是既得利益和人民之间的妥协了。

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与社会冲突赛跑的阶段。如果政府不能努力促成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大妥协，那么社会的激进化就会接踵而至。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参阅：

人心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王占阳

　　众所周知，历史早已证明，腐败能够引起涛天巨浪。我国的腐败蔓延到今天这种程度，也已在向着这个危险点步步逼进了。诚然，目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具体到什么时候会出大事，谁也说不清，但若不抓紧时间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民主法治遏制腐败奢华，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温暖民心，让人民享有实实在在的公平正义，那么，恐怕再有10年左右时间，人心向背就会发生历史性的根本转变。

　　目前，普通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但对中央政府还比较信任。一旦对于中央政府的基本信任也普遍丧失了，那就是人心向背的根本转折点。如果中央政府长期无法解决地方政府的严重问题，对于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就会蔓延为对于中央政府的不信任。如果在全国老百姓普遍认为地方政府某件事做得非常不公正时，中央政府的表态和处置不妥当，可能一夜间就丧失掉几百万、几千万、以至几亿人民的基本信任。量变到质变，最后的质变是突变，而不再是渐变。

　　人心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人心向背决定历史的基本走势。“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而绝不是民众的一厢情愿。而且越是在现代政治中，这种政治效用就越直接、越迅速、越鲜明。

　　一旦人心向背发生了根本转变，那就是改革已经死亡了。因为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公众对于现政权存在着基本信任。而若这种基本信任消失了，公众的基本要求就会转向更换政权，而不再是指望他们所不信任的政权的改革了。到那时，即使是出现了改革者，他也无法左右大势了，因而改革也就会成为政权更迭的导火索，甚至是会成为革命或动乱的导火索。

　　在中国，如果改革死了，革命或动乱就必然会复苏，而且势不可挡。因为，那么多让人民严重不满的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绕过去的，总得有出口。如果改革不能成为这种出口，人民就会以革命或动乱为出口，甚至某些政治家和军人也会以此为出口。

　　如果不相信人心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而是迷信武力，以为有了枪杆子就能保住政权，那就是根本不懂历史的表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不是普遍规律，“枪杆子里面丢政权”才是普遍规律，因为任何政权丢掉前都是有枪杆子的，所以所有的政权实际都是从枪杆子里面丢掉的。形势比人强，人心向背就是最大的形势。一旦人心思变，大势所趋，政心、军心、警心也会变，或者至少也要给自己留后路。到那时，有多少武装力量，也都没用了。政界和武装力量中，明白大势、痛恨腐败者，大有人在。笔者从小在部队大院中生活，认识许多老红军、老八路，深信人民军爱人民的优良传统到时一定会显灵。

　　历史表明，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经常是非常意外的。以为“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就能保障不出大事，实际只是一种幻想。一年八万起群体性事件，这是多少“不稳定因素”？如果群体性事件群发，更何谈“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中”？近三十年，美国人狂热消费，成全了中国的快速发展，所以，虽然腐败和贫富分化愈益严重，仍能保全稳定。而现在，这种历史已经再也无法重演了。靠出口不行了，就得扩大内需。而要扩大内需，就必须深化改革。如果不靠改革，而靠投资拉动，几年后就会出现纯粹内源性的严重经济危机。严重的经济危机，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到那时，在普遍的不满中，什么出人意料的大事，都有可能发生，根本就是防不胜防。

　　现在改革已经快死了。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意识形态改革等等，都是如此。人们看到的改革不多，倒退倒不少。改革没怎么深化，腐败倒是深化了。腐败分子已经是几乎多么丑陋的事情都敢干了，而且还越来越公开、越来越野蛮、越来越暴力化了，以至公众的情绪和反应也越来越激烈了。最近的邓玉娇案，就是一个最新的典型事例。现在美国已经开始深入改革了，中国改革却举步维艰，严重停滞。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这样下去，很有可能几年后，美国复苏了，中国却深陷危机，整个局势都颠倒过来了。改革死的越早，腐败就越猖獗，革命或动乱来的也就越快。现在那些鼓吹无须重大改革的停滞派，那时就会被证明为导致中国大灾难的历史罪人，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不折腾”究竟是什么意思？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猜测这就是不搞重大改革了，因为重大改革本身就是大折腾。譬如，实行包产到户，取消人民公社，这就是一场很好的大折腾。当然，这只是猜测，未必如此。但是，无论如何，如果不继续深化改革，那就是最大的折腾。因为，缺乏民主法治的苏式政治体制与半市场经济相结合，就是最大的腐败源泉。如果让其继续有机会不断地腐蚀我们的政权和社会，激化我们的社会矛盾，以至使国家一步步走上天下大乱的不归路，那么，这种“无为致乱”的“不折腾”，如果不是最大的折腾，又是什么呢？！

　　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利益和希望，让人民感到心平气顺，才能从根本上保持长治久安。人民要什么？人民要的是自由、民主、法治、公平、公正和公平分配，而这只有通过新的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实现。

　　深化改革，将能从根本上满足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从而使整个局势转危为安。反之，维持现状，则就会使腐败特殊利益集团愈加猖獗，从而使整个局势日益恶化。所以说，中国现在已经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上，而且形势也已十分危急了！

　　改革快死了，动乱快来了，中华民族又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值此时刻，只有抓紧改革才能救改革，只有救改革才能救稳定，只有救改革、救稳定才能救中国！如果现在再不抓紧深化改革的话，我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政权一天天地走向腐败，民众一天天地走向激进，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祖国又走向了新的万丈深渊！

　　邓小平曾经指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政策中，“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而在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还曾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而这也就是说，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将会葬送现在的执政党。

　　毋庸讳言，如果苏式政体最终使执政党腐败了，“党和国家改变颜色”了，那就意味着执政党已在实质上亡党了，因而也就无所谓“坚持党的领导”了！

　　难道如此危险的前景，还不应当“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吗？

　　难道我们就愿意让“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继续制造无穷尽的邓玉娇案，以至最终搞垮我们的祖国吗？

　　难道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最终要得到的就是这么一个悲惨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