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实际是普世价值之争的产物与继续，是对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普世价值的人士的逐条驳斥，也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价值理论的深入探讨。批普世价值，我的一些肯定普世价值的言论也被作为主要的“反面言论”被反复引用和攻击，而且它们都是挂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的，那么我这篇文章就是对这些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骗子们的回答。 [阅读全文]

今后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一般地强调公益性文化事业的重要性，而要把这种认识落实到行动中去，主要是大幅增加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特别是增大这种投入在整个财政收支中的比重。 [阅读全文]

安徽省铜陵市撤销街道办不是改革，而是倒退。社区变成了政府的外派机构，而不是居民自治组织。实质上是以社区的名义延续政府派出机构，潜伏到社区里去，然后把社区暗杀了。我们不指望短期内出现成熟的居民自治，但是不能用行政力量占据居民自治的发展空间。 [阅读全文]

总之，普世价值是立党之本、建国之基、改革之源。坚持党的领导、高举五星红旗、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首先就必须坚持和实践普世价值观。在当前已经带有危机性质的新形势下，我们尤应重温建党、建国时期的崇高价值理想，继续广泛深入地研究普世价值观，旗帜鲜明地宣传普世价值观，积极努力地实践普世价值观，坚持不懈地克服落实普世价值观的各种困难和障碍，恪尽职守，勇于开拓，共同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阅读全文]

在中国内地移植香港廉政公署的经验，并非易事。因为高效率、高质量的反腐工作，归根到底要依靠法治的独立性。中国要真正解决腐败问题，必须进行制度变革。最核心的制度改革就是财政分权制衡。财政预算必须上升为财政预算法案，财政监督权应该从政府中拿出去，政府只应扮演财政执行者的角色。这样，财政的决定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分开，相互制衡，就能有效遏制腐败。 [阅读全文]

当前中国压倒一切的硬任务实际是深化改革。深化改革的核心就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又正是建立和发展公共财政制度。这个重中之重的改革既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新阶段的核心内容，也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中国未来的改革发展稳定都将取决于这一条。所以，如果仍要使用“压倒一切”的提法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只应讲“深化改革压倒一切”，特别是讲“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压倒一切”，或者是讲“公平分配压倒一切”，而不应再讲“稳定压倒一切”了。长期搞“稳定压倒一切”，结果只能是稳定压倒了改革，压倒了发展，压倒了民主法治和人权，压倒了解放思想，压倒了社会的锐气和活力，压倒了人民的信任和期待，压倒了执政党的宗旨、活力和威信，压倒了一切真正能够保障社会长洽久安的深层次的基本要素，因而最终就是稳定压倒了稳定之本身。所以说，“以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稳定求稳定则稳定亡”，这才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逻辑，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核心思想。 [阅读全文]

自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愈益充分地显现出来了。虽然在一定阶段内，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和应当适度先行，政治体制改革也可以和应当适度延后，但这终究是暂时的。如果认为未来30年将能复制过去30年的这种格局，以至将这种暂时格局拔高为永恒“模式”，那将是一种根本误判。事实上，即使是在过去30年，我们在这方面的处置也并不都是适当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政治体制改革已在这个阶段日益严重地滞后了，并已导致了大量的严重问题，这就使政治体制改革也随之具有了空前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在这种背景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能否积极有效地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尤已直接地成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大关键。 [阅读全文]

根据近期的事态发展，现在非常需要重申、强调和坚持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抵制各种淡化以至否定政治体制改革的错误思潮，明确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是一场伟大革命，而并不是对于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无足轻重的修修补补，强调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的绝对必要性和愈益紧迫性，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推进新的拨乱反正。 [阅读全文]

众所周知，历史早已证明，腐败能够引起涛天巨浪。我国的腐败蔓延到今天这种程度，也已在向着这个危险点步步逼进了。诚然，目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具体到什么时候会出大事，谁也说不清，但若不抓紧时间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民主法治遏制腐败奢华，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温暖民心，让人民享有实实在在的公平正义，那么，恐怕再有10年左右时间，人心向背就会发生历史性的根本转变。人心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人心向背决定历史的基本走势。“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而绝不是民众的一厢情愿。而且越是在现代政治中，这种政治效用就越直接、越迅速、越鲜明。 [阅读全文]

而决策层和执行层对新社会组织的压制，则会在社会矛盾积聚、凸显、日益濒临爆发点的情况下，使党和政府直接面对因利益受损或期望受挫而无助、愤怒却又散乱无组织的各类草根民众，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可能连一个可以对话沟通的民众代表都不容易找到，也没有了居间调停缓和民众情绪的社会中介组织。结果，只能使任何一个原本针对某个地方、某项具体政策、某些基层小吏的不满，迅速升级放大为对政府的总体抗议，对干部阶层治理能力和廉洁度的总体否定，甚至是对执政合法性的质疑。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