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广东、重庆的问题对于我们知识界来说,首先应该站在一个理性的、中立的、全局的、客观的立场来看。我对于他们之间的争论、纠结没有太大兴趣。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么一个事实,这就是重庆和广东都是积极探索的地方,不管他们的探索怎么样,他们毕竟都不是抱残守缺、绝不改革、绝不动弹的,既然他们都动起来了,又都得到了某些社会支持,那就说明他们的探索都有合理因素,我对这个合理因素更感兴趣,因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不在于找出不合理因素,而在于找出那些合理因素,并让它们配套组合,从而形成前进的方案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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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考察马恩关于未来政治制度的主张,可以发现他们的核心主张有五条。一是实行普选制,形成社会主义议会。二是基于普选制的分权制衡。三是实行法治。四是保障人权与公民权,并提出不是国家教育人民,而是人民教育官员。五是国家公职人员原则上只享有相当于现代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即巴黎公社时的技工水平。这些基本思路完全适合于指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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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考察马恩关于未来政治制度的主张,可以发现他们的核心主张有五条。一是实行普选制,形成社会主义议会。二是基于普选制的分权制衡。三是实行法治。四是保障人权与公民权,并提出不是国家教育人民,而是人民教育官员。五是国家公职人员原则上只享有相当于现代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即巴黎公社时的技工水平。这些基本思路完全适合于指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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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保障房究竟是啥样的?据我在纽约最繁华的曼海姆区亲眼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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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并不能直接替人创造幸福,每个人的幸福都是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实际是创造普遍幸福的条件,普遍幸福的条件就是普遍幸福的源泉。这些条件将使人们通常都能通过努力获得幸福,而不是奋斗之后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些条件既包括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等等内容性的条件,又包括具有普遍幸福主义功能的各种制度性的条件,当然也包括普遍幸福主义的政治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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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经济解决经济问题已经完全过时了,必须从政治上解决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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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敌人的残酷他律本身就在导致强大自律队伍的出现。但这种他律消失后,如果没有新的有力的他律机制跟进,自律就会随之弱化,以至走向崩溃。这对于已有很强自律的老干部来说问题还不大,但对和平时期入党的党员领导干部来说,问题就越来越大了。现在当干部不再是必须拔出驳壳枪冲锋在前,而是可以享受在前了。这种和平时期的制度体制环境,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大的腐蚀作用。所以,当前党风的好坏,关键不在于强调自律,而是在于必须在制度体制上切实解决他律问题。只有解决了他律问题,自律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否则,离开了他律讲自律,基本上只能是形式主义走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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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阳说,越南民主化推进有一定惯性,有好的传统及思想风气,腐败风气相对并不严重,党内健康因素促成了对民主原则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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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学界和民间使用“独立候选人”这个词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和合乎《选举法》的,全国人大法工委负责人在谈话中重申有关法律规定也是完全正确的。只是这位负责人在谈话结尾处突然强调“‘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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